老店的故事：舊賬簿可探討百年前經濟面貌‧仁愛堂東南亞中藥店前輩

图文取自 星洲日报 鄉里故事 系列

2009-07-11 15:47

上世紀中期的老報人鄺國祥在其著作《檳城散記續集》，以老藥材店仁愛堂1845年的舊賬簿，探討當時100年前的社會經濟面貌。

鄺國祥的文章未必翔實，比如他鼓吹的峇都茅海濱岩石的三保公腳印，至今在學術上仍有很大的爭議。不過，他引用百年老店仁愛堂珍藏的百年賬簿，描繪百年前的社會狀況，卻是無可爭議。
原因是仁愛堂是當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藥界的權威，被譽為東南亞最古老的中藥店字號，為馬新重要的中藥材頭盤商，其他字號還須看仁愛堂的藥材定價，才能決定行情。

幾乎甚麼都賣像雜貨店

1845年距今154年，根據英殖民地政府於1818年的統計，檳城只有7858名華人。在大約1萬名華人的新開發國際港口，中藥店的利潤微薄，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從這本賬簿的記錄可以發現，當時的仁愛堂是幾乎甚麼都賣的雜貨店，多過於一間中藥店。它以2錢2分至2錢5分的成本收購雞鴨，出售所得的利潤，也是1至2分的蠅頭小利。

半個世紀前的鄺國祥，對仁愛堂這麼一點一滴的累積資金，相信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一樣感到驚訝。大家都會覺得，這是一間小雜貨店嘛！

今天的人會認為，這樣一間小雜貨店，面對霸級市場強烈的競爭，最終是關門大吉。

可是，這間“小雜貨店”生意越做越大，到了鄺國祥的年代，已是執東南亞藥材業牛耳的頭盤商。當時它的主人古氏家族，已有約200名成員。

到了今天，按照現在的仁愛堂老闆張日良估計，他的前老闆古氏家族成員逾500名，不過多數散居香港、澳洲和吉隆坡。

以勤儉起家古石泉創立仁愛堂

英國人萊特於1786年開闢喬治市，10年之後的1796年，有一名來自中國梅縣的客家人古石泉在當時的椰腳街創立了仁愛堂。

古石泉以勤儉起家。90年之後，他的後代把仁愛搬到小印度廣現稱唐人街的廣東街與大街交界處。日月如梭，仁愛堂在唐人街213年之後，被迫搬遷到壟尾，而它的老闆不再是古石泉子孫，而是古氏後代掌柜古國旋的其中一名伙計張日良。

後人無意接手

張日良說，仁愛堂古氏末代老闆古國旋退休時，後代已沒有人要接手仁愛堂，於是把仁愛堂讓給店裡的伙計和幾名新加入的股東。

張日良是和其他8名股東於1981年4月1日頂下仁愛堂。開枝散葉的古氏家族雖然人口眾多，卻不願意經營老本行。

在那之前的仁愛堂家族生意遍佈東南亞，在怡保有仁愛棧，香港有仁愛莊。張日良等人接手仁愛堂時，仁愛棧和仁愛莊都先一步消失了。

屋租統制法廢除租金漲停車格位少顧客卻步

張日良說，他們接手時，仁愛堂的藥材仍批發到全馬各地，不過往後的批發生意比較難做，爛賬多，競爭激烈，加上人手不足，他於10年前便結束仁愛堂的批發生意。

仁愛堂業務的萎縮，是檳州商業的縮影，許多早年叱吒風雲的檳城批發商，都面對這樣的遭遇。
張日良於5年前單獨挑起了仁愛堂，成為獨資老闆。在近年小印度的印度人市場逐漸崛起之際，當地的華人商店，卻是買少見少。

維修危樓50萬也不夠
原因是隨著屋租統制法令廢除之後，市區屋租高漲，華人大量搬遷到城市的外圍地區。另一方面，小印度一帶停車格位少，造成顧客卻步。

仁愛堂老店是一排3間的3層樓建築物，業主謝氏福候公公司把租金提昇到4500令吉，加上仁愛堂其實已是一間岌岌可危的危樓，維修費50萬令吉也不夠，張日良唯有搬到壟尾的新店。
在租金高漲的壓力之下，他老早就想要搬遷，可是一些愛護活古跡人士要求他保住仁愛堂這個活古跡，他才拖到週五。

若租金降至可承擔範圍仁愛堂可回到原址營業

仁愛堂搬離原址，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許多古跡愛護者到處奔波，希望能夠力挽狂瀾於既倒。事實上，仁愛堂還有一線生機。

張日良說，他們只是暫時搬遷，如果有人給他合適的解決方案，他將會讓仁愛堂繼續在原址營業。

他早已放話，只要在原址有一個允許經營仁愛堂的空間，而租金是可以承擔的1000多令吉，他可以回到原址延續仁愛堂的業務。

這也就是說，仁愛堂不需要像過去般的一排3間店屋，也不必1間3層樓店面，就可以繼續生存。這條件並不苛求，可是愛護古跡人士，和檳州政府似乎很為難。

619對話會沒實際結果

張日良說，行政議員曹觀友於今年6月19日召開仁愛堂與業主謝氏福候公公司和檳城古跡信託會的對話會，2小時的會議沒有實際結果，過後便沒有人找他們去開會。

他說，仁愛堂算是搬出去了，不過仍有一些過去保留下來的文物留在原址，如果仁愛堂仍能夠在原址營業，這些文物將捐給文物展出當局。

他說，仁愛堂在沒落之際，陸陸續續讓出一些文物，比如有一台外形似紅船，以腳踩操作的中藥研粉機，早年以100令吉的代價賣給1名運輸業人士。

仍擁檳1號郵政信箱

仁愛堂仍擁有檳州1號郵政信箱，早年渣打銀行曾經出價15萬令吉要求轉讓，仁愛堂堅持不讓。
早期的仁愛堂持有匯兌執照，為本地華人匯錢回中國家鄉。張日良擁有一張1973年9月30日更新的匯兌執照，上面註明政府徵收250令吉費用。

仁愛堂新店生意佳

張日良是虔誠的佛教徒，為檳城淨宗學會會長。他說一切隨緣，如果能搬回去便搬回去。
他說，仁愛堂是出名的童叟無欺，所賣藥材貨真價實，所以搬遷之後生意不受影響，許多老顧客都到壟尾新店光顧。

記者在採訪時發現，仁愛堂新店生意滔滔不絕，似乎新店比舊店生意更好。

槟城仁爱堂 客家人成立

以下文作者谢诗坚 刊于2009年2月2日《号外周报》天下纵横 第413期 题：台湾学者揭大马客家面纱

我在406期的《号外》发表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一文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要我更详细的述说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开垦与奋斗史，一时正愁手上没有这么多资料时，来了一批台湾各大学的客家研究学者在马来西亚开展一项极其意义的田野考察工作，并择定在新山、槟城与诗巫分别举行客家工作坊，作为进一步探讨海外客家人留下的历史轨迹和今日的客家人所面对的挑战。我有幸应邀为槟城的工作坊主持了开幕典礼（1月14日），因而特别针对主题发表了我的意见和建议（地点在韩江学院）。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也是有组织有规化的第一次将客家学带出海外，面向东南亚。整个计划是由台湾客委会推动而由中央研究院执行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并把重点放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有最多的海外客家人（有说120万人，但至少也超过100万人，在东西马的各占一半）。也只有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的历史连串起来，才能更好地延伸到东南亚各地，进而希望通过台湾的带动，激发中国的客家单位起而参与，而后将全世界的客家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客家网。他们有信心能在台湾的苗粟园区成功设立“全球客家博物馆”。这将有助各地的客家人也设立他们本土化的博物馆或文物馆。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客家会馆也不负使命，率先在2006年在槟城设置了“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而在此过程中，在丹斯里吴德芳领导下，客联会也出版了多部有关客家人的著作，成为珍贵的史料。由于这一小成果，也吸引了台湾研究客家的学者到来参观和交流，而且也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马新一带的客家人长期以来几乎经营了当店业，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屹立不倒的行业。但一般上外人是不容易了解个中的操作。真要惊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张翰壁副教授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带领了研究生几近完成这一行业的调研。一旦专论成书出版，必能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客家人在银行业未出现前，已懂得金融业的运作。此话不假。在1918年时，住在槟城和吡叻之间往来的客家巨富郑大平（海山领袖郑景贵的第四公子），也是1903年槟州中华总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就通过其公司“平记栈”发行钞票，是为第一个民间公司获准印钞票的人。因此揭开当店业的面纱，有助于我们了解马来西亚早期的金融体系。

（二）还有中药店行业在早年也以客家人为主，一枝独秀在马来西亚独领风骚。为什么又是客家人呢？原来大马最早的中药店是客家人成立的，也就是在槟城的仁爱堂。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张翰壁的团队已进行调研得七七八八，将来专著出版，也必能让我们一新耳目。

（三）再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台湾中研院的其中一项使命，那就是协助马来西亚的客家文物馆在浮罗山背发掘一个客家村存在的历史真相。虽然年代久远，留下的文件和史料不多，但在十多位台湾学者到来调查后，终于揭开尘封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客家人在浮罗山背的血泪史。他们不但是这个山区的开路人，也是坚守在这个地方的民系。学者通过对当地客家语言变调的研究和了解客家人的产业状况后（农耕社会的生活保留到今天），我们已掌握了浮罗山背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客家聚落。据知在马来西亚也有其他地区的客家聚落（新村）是英殖民政府于50年代强行形成的。彼此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例如早期的浮罗山背用客家话传道（天主教徒有2千余名），学校用客家话教学。张维安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浮罗山背也是因客家话而得名的。福建人、潮州人及广东人对山的后面说成是“山后”或“山尾”（在中国的潮州就有汕头和汕尾，没有所谓山背，因不合潮语发音），也只有客家话称山的后面为“山背”。当地的客家人叫惯了也就成为“浮罗山背”而不是“浮罗山后”。正因为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我们相信浮罗山背客家村的地标是应该和必要设立的。